秦王政九年，西历前238年，秦王嬴政亲理朝政，先后除掉相国吕不韦、长信侯嫪毐，夺取了秦国一切军政大权，之后重用李斯、尉缭等人。秦王政十七年，秦国正式发动了兼并山东六国的战争，以雷霆万钧之势，短短十年，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一统中原的霸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君主制朝代。
春秋以来，先王衰微，礼乐崩坏，赤县神州，动荡不安，纲纪无存，当此之时，迫切需要出现一个新的制度，以维持秩序、结束乱世。在这种情形下，西陲秦国在诸国变法中，脱颖而出，最终在韩非的法家大成理论指导下，建立了行政与贵族分离、官职与爵位分离的“政府首脑制”管理模式。
秦帝国建立后，“政府首脑制”管理模式正式取代在中国历史上历经了夏、商、周三朝近两千年的“封建领主制”管理模式。而直到如今，“政府首脑制”这种管理模式依旧无法被超越，在今天世界各国管理、企业及团体管理中依旧能够见其身影。
隋炀帝杨广改革，“政府首相制”管理模式的诞生。
隋文帝开皇九年（西历589年），年仅二十岁的晋王杨广加拜大隋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跨过长江天堑，一举攻破建康城（今南京），陈朝灭亡，南北一统。
杨广即位伊始，便在诏书中豪情万丈、自信十足地说：“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大业三年（西历607年），下诏建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创立，明确规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这一举措的推行，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以来，士族大家垄断仕途的局面，而中国从此步入“平民政治”时代，寒门不再难出贵子。当然这也引致了各门阀纷纷起兵造反，导致隋朝灭亡。
与此同时，杨广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在其父隋文帝机构改革基础上，继续削减中央与地方机构，精简官吏；加强内史（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地位，确立了决策权、审议权、执行权三权分离的行政中枢局面，由此，“政府首相制”管理模式正式产生；同时，杨广还强化了监察系统，加强对京官与地方官及豪强的监察。
隋炀帝杨广的这一系列革新，不仅使得秦始皇创立的“政府首脑制”管理模式得以升级，同时还产生了世界上最为完善、最为系统的“文官系统”。当西方传教士将“政府首相制”这种管理模式传入当时政教合一、黑暗统治的欧洲时，中国被大多数欧洲人视为人间天堂，因为在他们看来，平民百姓能够通过考试选拔，最后出任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首相），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因此引发了欧洲上百年的“中国热”。
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百年“中国热 [ Chinoiserie ]”。
十六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中国货物通过海上贸易不断涌入欧洲，欧洲人对茶叶、丝绸、瓷器、糊壁纸、皮影戏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大量进口，还竭力自行仿制；同时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带回的介绍中国的著述、书信、报告以及他们翻译的中国典籍，在欧洲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英国威廉·坦普尔爵士对哲人王式的中国政府大加颂扬，他认为，中国人的政治设计完全可以看作是色诺芬的学园、柏拉图的理想国、欧洲人的乌托邦以及众多作家笔下想象中的伊甸园岛国的现实模型；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伏尔泰也极力赞扬中国儒家思想的价值，他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作是和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的“理性宗教”的楷模，他还提出要以中国文化为标准，从事欧洲社会的自我批判，甚至认为欧洲还是森林中的流浪野人时，中国就已是富庶而又有明智制度的文明国家了；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没有世袭贵族，产权得到切实保障，君主与臣民都受自然法则支配的社会，因此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况》一书中说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只是中国的发现，才使我们从宗教的迷惘中觉醒”。
17~18世纪，百年“中国热”贯穿整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期间，黑暗的欧洲沐浴着东方文明的阳光，享受着中国文化的滋润。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完成，欧洲民智的开化，同时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遭遇及见闻，使得欧洲的“中国热”迅速衰退。
探秘东方的桥头堡——东印度公司。
明武宗正德六年（西历1511年），葡萄牙攻占中国海上门户、海外基地马六甲，标志西方殖民势力正式侵入中国势力范围。在得知马六甲沦亡的详情及其国王要求派兵援救的信息后，明政府严厉谴责了葡萄牙的侵略行径，要求葡人立即归还所侵之地。明世宗嘉靖二年（西历1523年），葡萄牙进犯广东新会西草湾，被明水师击溃。随后而来的是西班牙和荷兰，明穆宗隆庆五年（西历1571年），西班牙侵占吕宋岛（今菲律宾群岛）；明神宗万历三十年（西历1602年），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成立，控制了整个印度洋区域的航运和贸易，翌年，在福建商人指引下攻占澎湖，明遣都司沈有容率兵收复，万历四十七年，荷兰侵占印尼；明熹宗天启二年（西历1622年），为打开中国大门，荷兰发动武装进攻，重新占领澎湖，以此为据点，抢劫中国沿海来往商船，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遣王梦熊率师直捣澎湖，荷兰退占台湾岛。而此时的中国已是风雨摇摆，内有东林乱国，外有游牧叩边，经历中日“朝鲜战争”，已是元气大伤，根本无力组建庞大水师驱逐南洋西方殖民势力。
早在西方殖民者侵入南亚之初，就纷纷制定了全面侵华的计划，但是他们在与中方多次交锋中屡遭失利，南明隆武十七年（西历1661年），朱成功（郑森）攻占台湾，驱逐荷兰，这时西班牙在菲律宾群岛大肆屠杀华人，生怕他们与明郑势力里应外合，使吕宋岛成为第二个台湾岛。此后，西方殖民者几乎没有到中国沿海骚扰，这也使得满清能够安然无事的度过两百年。但是西方亡我之心不死，依然密切监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英属东印度公司曾派出大量人员混入中国收集民情、制度等，蛰伏待机，期间将中国的文官制度应用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管理，西历1846年，东印度公司又在发往伦敦的信中，建议吸收中国文官制度来完善英国的行政制度，信中写道：“中国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主要是依靠一个按能力提拔官员的有效政府。英国如不采取公正制度挑选官员，必将失去帝国的殖民地。”
当今世界两大政府管理模式。
孙文曾在《五权宪法》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文官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穷源溯流，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法国文学家雨果面对英法联军侵入北京，除了强烈谴责英法强盗行径外，更加发出过这样的感概，我们学习中国丢弃的东西，现在反而打败了他们。
英当局在东印度公司的多次督促下，逐步采纳了中国的文官制度。西历1854年，英国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报告建议设立常任文官制度。
与此同时，英国报刊开始不断刊登介绍中国文官制度的文章，西历1855至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达70种之多，其中的《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等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考试制度，极为推崇，并敦促英国政府效仿。这个时期英国的驻华使节也把中国文官制度作为主要内容向政府汇报。著名的刊物如《绅士》、《伦敦》、《雾》等，先后刊载了中国录用官员的程序和方法的文章，提倡在英国实行中国式的文官考试。
西历187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第2号枢密院令，对文官的考试、录用、等级结构等原则做了进一步完善。至此，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文官制度在英国正式确立。之后的美国，在英国文官制度基础上，引入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同时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今天美国政府管理模式。
由于中国文官制度先前被应用于具有企业性质的东印度公司的管理，后来西方顺理成章的将政府文官制度用于企业管理，进而有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现在不是常有人说，某某国家的政府架构像公司的架构一样，当你明白了这其中的关系、渊源，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现代企业管理虽发展于西方，但从以上信息可以看出，其最终源头是秦始皇创立的国家管理模式，这套模式不仅影响了中国两千年，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官制度，更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借鉴，可见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因此，秦始皇能在短时间内，横扫六国，一统玉宇，定不是偶然，必是有诸多优势所至。在市场日益竞争激烈的今天，深入研究秦国改革、管理模式，于企业管理不无裨益。